中國的增長空間對于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來說，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一人口大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之所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領頭雁”，中國的增長空間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歷史潮流，會提供一系列的發展機遇。

　　階段轉換與奮斗目標

　　我們所要認識、適應和引領的新常態，標志的是一個新發展階段合乎規律的必然到來，而且現在已經在演變過程中看到市場預期開始向好的方向轉化。階段轉換的“新”大家已經清楚，但是這個“常”還有待實現。我們已經確切無疑地告別了GDP年均增長水平達到兩位數的高速發展階段，兩位數的發展最后一次出現是在中國成功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后的2010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國確切無疑地以人均GDP4000美元坐穩了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位置。其后，中高速增長新階段的到來，符合一般經濟體從世界范圍來看的發展規律。總體來說，各個經濟體和中等收入階段對應的增長速度狀態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國也是合乎邏輯地轉到了中高速。這是新常態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觀的現象。

　　中高速的情況下中國社會還會經歷一系列演變，比如說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來說要實現整個社會發展成“棗核形”(“橄欖型”)的結構，中產階層要不斷地培育、成長，變成社會中間的主體。現在中國社會結構如果從收入不同階層來看總體來說還像個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攏下來，所謂弱勢群體的比重越來越少，特別成功的富裕階層比重也不能夠過多超乎一般經濟體的常規，使兩頭比較小的同時，中間的中產階層則一定會按照成長的趨勢提高它的比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具體推進中，“新常態”要“常”在打造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提高中高速增長質量的平臺上。這個增長平臺對接著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并將繼續向前，力求以十年左右的時段，以6.5%左右的年均增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一直延伸到使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戰略目標，在2050年前后見分曉。

　　新常態的三個關鍵詞

　　新常態的第一個關鍵詞是“中高速”。認識宏觀經濟層面從這樣直觀的“新”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說“常”。“常”是要在出現“告別高速”的階段轉換之后完成探底，然后使整個增長態勢企穩，企穩之后對接的應該是時間段越長越好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學界在這方面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最樂觀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堅持其預測，強調如果中國改革和結構調整做得好，中國經濟應該還有20年8%左右的增長期。他用的是國際比較方法，也有他的論據。更多的研究者傾向于不能這樣樂觀，看低的也有認為中國幾年之內就要跌落到5%-6%區間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還是6.5%左右，關鍵是速度穩住后一定要有增長質量提高的“升級版”特征。

　　第二個關鍵詞，應該是跟著“中高速”強調“結構優化”。在直觀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調之后，這個“常”要落到增長狀態最為關鍵的結構優化上面，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實質追求在于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落到人本主義立場上，就是要使社會成員在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中，能夠按照他們的意愿得到實惠，而且這個實惠可持續。這第二個關鍵詞，顯然會帶來一系列的挑戰。結構優化談何容易，市場怎么樣發揮決定性的資源配置中優勝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樣更好地發揮作用？這里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在打造升級版的過程中間處理好。

　　如何方能把結構優化問題處理好？跟著就要延伸到第三個關鍵詞，就是“創新驅動”。我的理解，服務于新常態的“常”如能夠形成，需要依靠現實的創新驅動，完成供給側的要素優化重組和新舊動能的轉換。只有創新才能對沖下行壓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穩的過程中，只有創新才能達到結構優化，形成打造升級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組合。新的動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對沖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個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平臺，而且要使結構優化進一步促進生產力解放，能夠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路徑上，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潛力、活力的釋放，使整個宏觀發展態勢帶有升級版特征。

　　這方面如果簡要概括一下，我認為有三個層次的創新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層次是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全面改革頂層規劃。三中全會60條中336項具體的改革操作任務對接到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化、現代化特征。在頂層規劃布局下能不能攻堅克難、推進改革，這是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打開的是另外兩個層次——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空間。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并不完全依賴于制度創新，但是從宏觀層面上中國因為經歷的是經濟社會轉軌，在決定意義上是以制度創新打開管理、技術方面潛力，以及活力釋放的空間，使我們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在追趕的過程中間還能夠守正出奇，能夠在中國和社會其他經濟體良性互動中尋求命運共同體式共贏，在多贏的和平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中國的后發優勢。在一系列的領域里爭取通過一步一步的追趕，“后來居上”，最后走到現代化的前沿。

　　經濟發展的“好牌”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時期三十余年的超常規發展，目前真實城鎮化水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還只有41%，工業化總體而言處于中期水平，信息革命大潮卻又方興未艾。我認為中國現在手里可以打的牌，還是有許多張好牌的。

　　比如說有效投資，對應的是中國社會現在大量的從基礎設施到服務業發展，到民生改進、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體事項。現在正積極推進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實際上是把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業已雄厚起來的民營企業一起拉進與政府合作的范圍內，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會資本來一起實施公共工程，做民生改進的硬件支撐，乃至做產業新城、綜合新區的連片開發。這些會在中長期支撐中國發展的后勁和升級版的打造。

　　如果對這類項目稍作考察與選擇，會發現可做之事比比皆是。如中心區公共軌道交通體系的建設與升級，各種各樣功能區的開發與改進，生態環境的保護，新老中心區建設中諸如綜合管廊、立體停車場，以及“海綿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下大量的事項。需要的投入要素是什么？就是現在被人們稱為中國過剩產能代表性的領域中的鋼鐵和水泥、機械與設備等。當然還需要有勞動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術力量。這些我們一樣都不少，而且正好發揮其相關的潛力。

　　中國的生產要素在國內統一市場的眼界之內，以及和世界其他經濟體互動的眼界之內，都不缺乏。很多基本要素被指責為現在處于過剩狀態，但如果比較快地組織一批有效投資，一定會相當迅速地把一些過剩產能轉為有效產能。這方面的安排，可體現為結構優化和適應現代化升級發展的需要。當然這里邊必須處理好投融資的問題，畢竟有時間差，很多公共工程要建設兩年三年，甚至五年八年，然后效益才能體現出來。怎么處理銜接問題？這又是對科學決策和機制創新的考驗，但畢竟空間在、機遇在，經驗也正在豐富。

　　此外，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經濟現在處于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宏觀經濟的走勢要繼續完成認識、適應新常態的過程，打造升級版，提高增長質量必須匹配好在深水區“攻堅克難”啃硬骨頭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改革。往前走確實會面對一些不確定性。到底我們這樣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法治化能不能夠如愿推進？有種種的挑戰、難度和考驗。但畢竟跟挑戰、考驗而來的是機遇。如果從“事在人為”的角度來說，我們更多看重機遇。

　　從投資、消費、貿易等視角作實際的觀察、市場的調研，可知中國的增長空間對于全世界各個主要經濟體來說，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之所在。中國經濟的增長空間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這些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潮流，會提供一系列的發展機遇，后面跟著的是中國現有相當基礎的由收入增長、中等收入階層培育等方面支撐起來的消費升級浪潮。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社會成長大的框架中雖然有不確定性，但能夠看到與潛力相伴隨著的機遇、考驗和發展的寶貴空間。

　　對于全球的投資者來說，“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人”，如果您看到三年左右視界之內的不確定性，而未認清三十年視界之內中國攻堅克難走向現代化的確定性，那么就可能弱化自己的準備意識，而錯失參與并共享中國這一方興未艾大發展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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