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8月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7.9%，增速與1~7月持平，而8月當月的增速較7月加快了3個百分點。在出口、消費、基建投資均超預期放緩的同時，我國房地產投資得益于棚改貨幣化的支持，顯示出相對的韌性。其實，如果將我國的房地產投資置于全球視野中加以觀察，就更容易理解當下我國房地產的投資水平。
我們選取G20經濟體作為觀察對象。其中，巴西、俄羅斯、歐盟、沙特和印度缺乏季度及以上頻率的房地產投資數據。我們將其余14個經濟體（不包括中國）分為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兩類，其中發達經濟體又細分為東亞、歐洲和其他經濟體三組，分別將它們與我國的住宅投資進行比較。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只公布住宅“開發投資”數據，而其他經濟體大多只公布住宅“資本形成”，兩者的統計口徑略有區別：前者包含了土地購置費等其他費用，而后者只統計一定時期內的生產成果，土地當然不在其中。由于我國不公布住宅土地購置費的數據，因此，無法直接將我國的“開發投資”數據調整為國際可比的“資本形成”。但是，我國公布了總體的土地購置費數據（即住宅和非住宅的加總），如果將其從房地產投資中剔除，那么，2017年1~7月我國房地產投資的累計增速僅為6.2%，低于公布的7.9%。這就意味著，國際可比口徑下的我國住宅投資增速可能是略低于本文所使用的住宅“開發投資”增速的。
首先，看東亞主要經濟體。
韓國和日本兩國在地緣上與我國接近，在文化上與我國相通。兩國的住房資本形成增速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呈波動上升趨勢，而我國的房地產投資從2010年開始經歷了長達6年的波動放緩。至2016年，我國的住宅開發投資增速已顯著低于韓國的投資增速，并與日本的投資增速接近。2010~2016年，韓國和日本的平均住宅投資增速分別為10.6%和2.8%，我國的平均住宅投資增速高達15.7%。然而2016年，韓國和日本的住宅投資增速分別為23.7%和5.4%，我國的住宅投資增速降至6.4%。
其次，看歐洲主要經濟體。
我們發現：全球金融危機后，英國和德國的住房資本形成走勢總體一致，并與我國的住宅開發投資周期大致同步；法國和意大利的住房資本形成高度相關，但與我國的住宅投資并不同步。歐洲主要經濟體的住房投資與東亞情況相似，均在金融危機后波動上行，而我國的住宅投資增速已從危機前顯著高于歐洲的水平下降至當前與后者基本相當的水平。
再次，看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經濟體的住房資本形成增速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基本保持平穩震蕩的走勢，震蕩的中樞分別為7.2%、8.7%和9.9%。而我國的住宅投資增速從2015年開始顯著低于上述三國投資增速的中樞，并在2017年反彈至與后者接近的水平。2017年上半年，我國住宅投資累計增長10.2%。從2009年和2012年的數據觀察，我國住宅投資增速下落到三國投資增速中樞附近時似乎存在較強的支撐。
最后，看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
我們發現，全球金融危機后，阿根廷、土耳其的住房資本形成與我國的住宅開發投資走勢相似。然而，從2013年開始至今，我國的住宅開發投資增速顯著低于阿根廷、土耳其的投資增速。墨西哥、印尼、南非的住房資本形成雖然與我國住宅開發投資走勢不一致，但就增速水平而言，當前我國和這些經濟體都處于十分接近的水平。
總體來看，我國的住宅投資增速經過2010~2015年這段時間的波動下行調整，可能目前已基本完成向全球主要經濟體投資水平的收斂。
而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截至2016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在本文的15個樣本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二。這種內生韌性正憑借外生政策的力量得以實現：2017年棚改貨幣化安置帶來了房地產銷售和投資的增量需求，2018年則不排除一二線城市調控更加市場化的可能。（原標題：我國房地產投資增速接近主要經濟體普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