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機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三大基礎
金磚國家作為金融危機以來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經濟體，客觀上構成了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重要力量，金融危機為金磚機制參與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創造了重要的時機。
世界格局變動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根本動力，二戰以來全球經濟治理一直由美國等發達大國主導，特別是著名的七國集團（G7）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成為主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核心機制。但金融危機以來七國集團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已經由20世紀70年代的70%左右下降到50%左右，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經濟比重上升到全球的半壁江山，世界經濟格局出現重大調整，G7代表性顯著下降，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亟待提升，在此背景下，以新興經濟體為成員的金磚機制的作用就格外突出。
自從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首次提出“金磚四國”以后，金磚概念就備受關注。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在題為《夢隨BRICs：通往2050年的道路》（Dr 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的報告中預測，2050年世界格局將面臨重大調整，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將擠入世界前六大經濟體行列，中國將躍居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金磚國家將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盡管各國具體的經濟增長趨勢預測曾經受到多方質疑，但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地位穩步上升的態勢卻得到較多認可，因而，金磚國家推動世界經濟格局變動，由此構成了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第一個基礎。
金磚機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第二個基礎，在于金磚國家具有共同的利益訴求。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大多游離于全球經濟治理主導體系之外，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金磚國家期待提升全球話語權的愿望越來越迫切。特別是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主導全球金融貨幣體系，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大國普遍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導致貨幣金融治理體系劇烈波動，對新興經濟體產生較大的溢出效應，金磚國家期待提升金融話語權的訴求日益強烈。與此同時，在氣候變化、經貿合作等方面，金磚國家也期待發揮更大的作用，以此增強應對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能力，提升自身在國際問題上的談判籌碼。這些共同的訴求促使金磚國家有著較為強烈的合作意愿，金磚機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動力得到強化。
當然，在缺乏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通常比較穩定。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為金磚機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創造了重要的時間基礎。金融危機不僅預示美國金融創新過度等重要問題，而且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也構成較大沖擊，促使世界各方反思“自由化”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的有效性，也促使全球考慮G20等新的治理平臺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金磚國家作為金融危機以來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經濟體，客觀上構成了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重要力量，金融危機為金磚機制參與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創造了重要的時機。
金磚國家分化未改金磚機制發展前景
深化金磚國家發展的共同利益，將有助于推動金磚國家的開放合作，促使金磚國家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及體制機制不斷完善，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原標題：金磚機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持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