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榆林的一位產婦在待產過程中疼痛難忍，最終絕望地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盡管說辭不一，但院方和家屬至少對產婦一再表達剖宮產意愿的事實口徑一致。為什么產婦本人在神志清醒的情況下所作出的生產方式的主張不被采納？更進一步說，患者本人怎么就無法替自己做主了？實際上，事因之外，外界關注的重點亦在于此。
從醫院方面公布的一系列書面材料來看，答案不難找到。由于產婦本人入院之初簽署了一項授權委托書，授權其夫簽署一切相關文書。她沒有料到，從那一刻起，她會陷入走投無路的被動。且不說醫院在產婦有自主能力的情形下為什么不能機動地更改授權，連帶著住院知情同意書也成為了外界質疑的對象。明顯地摘除自身責任的條款文書，為什么成為了入住醫院的格式文本，除了簽字別無選擇？對入院文本質疑的背后，我們更容易忽視這項機制所處的環境。
將自己盡可能地擺在安全的位置，將責任盡可能地推離己身，表面上是住院知情同意書所呈現的不對等，推及醫患關系的林林總總，似乎它又是諸多矛盾的根源。無論是醫院一方，還是病患一方，這套邏輯在相互指責中共同演繹。
進入大眾媒體的醫療事件，往往能最大程度地引發共鳴，但共鳴往往并不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冷靜克制、客觀公正的認知和處理具體的情況上。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醫者群體與患者群體的各自為政，醫者難以擺脫自身的職業屬性，理性對待具體病例具體情形，患者也不能充分認知到醫療本身的風險性，乃至不可違背的死生規律，一味地把責任推向醫生、醫院。當醫院清楚地意識到醫護瑕疵的不可避免，又不斷面臨病患及其家屬、上級部門的追責壓力，便開始向“免責條款”尋求庇護。而隨著這一制度的適用，醫療事件的累加，醫者與患者的各自聯盟越來越堅固剛硬，構筑起彼此無法對話溝通的高墻。
當我們把目光鎖定在醫院或者醫療事件時，你可能沒有覺察到，同類關系、同類邏輯早已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學校害怕擔責而停開體育課，酒店擔心意外而緊鎖窗門，防備無處不在，而所有無限設防的初衷無外乎萬一出了事，我可以順利地將自己摘出事外。進而推演出置身事外遠離麻煩的出事邏輯，路見摔跤，連上前扶一把都需要足夠的勇氣。
設防來自于對“麻煩”的恐懼，這種恐懼又來自于各類日常關系間不斷地相互控訴、咄咄逼人地主張權利。誠然，身處權利覺醒的時代，我們享受了權利豐滿所帶來的許多進步，制度的完善、責任意識的增強等等。但當權利意識被無限放大甚至無理放大，每個人都只從自身去思考、去主張、去認死理，沒有人與人最基本的理解、融通、退讓，這個社會便陷入冰冷制度下的一個個矛盾的泥潭或僵局。（原標題：學會與“權利”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