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設計過一個研究項目，試圖用三十多個不同指標歸納某一類案件的特征，然后收集大量同類案例，通過計量分析的辦法，研究這些不同指標對案件處理結果的影響。設計這個研究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如此具體相似的同一類案例，用全面細致的指標進行歸納后，應當能夠發現規律性的結論，足以設計出一個決策輔助系統，幫助人們處理未來的類似案件。
當我從田野中收集了幾十個同類案件，計劃按照事先設定的指標進行分析時，卻很快遇到了嚴重挫折。雖然從案由上看是同一類案件，但從事實上看，每一個案件都千差萬別。決定每一個案件最終結果的因素也是千差萬別，甚至是無法言說的。這個研究思路很快便擱置了，換成了個案深描的研究進路。
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基于已有的經驗進行歸納總結，它很難對新問題、新情況做出創造性的判斷。即使對于一些問題人工智能也可能進行創造性判斷，但這些問題本質上是邏輯性或是博弈性的問題，可以進行數理分析，最終都歸結為數學問題。對于這類問題，人工智能并沒有“創造”答案，而只是“發現”答案。
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判斷有點像歷史鏡鑒，歷史毫無疑問是經驗性的，但要在當下面向未來做出判斷，卻無法完全依靠歷史經驗，也無法完全拋棄歷史經驗。完全以歷史為鏡，只會讓歷史停滯；完全脫離歷史，則會出現嚴重的轉型危機。
所有法律和案例構成了律師辦案時的歷史經驗背景，但對于優秀的律師來說，當下的每一個新案子都是具有未來性和時代性的，絕不局限和困頓于法律的經驗歷史之中。實際上，這種既從歷史經驗出發，又進行創造性突破的辦案能力，正是推動法律進化的核心動力。
就在前幾天，前蘇聯軍官佩特羅夫去世。他是一個可能改變了世界命運的人。1983年，佩特羅夫作為導彈襲擊預警系統指揮部的指揮官，面對電腦屏幕預警顯示數枚洲際導彈正在襲來，沒有按照預案發動報復性核襲擊，而是判斷出可能是電腦出故障導致的假信號。
這是一個典型的基于邏輯的“如果……就……”判斷，現在無法得知佩特羅夫為什么認定假信號，但影響他判斷的可能包括對美國是否會突然發動核襲擊的經驗性判斷，包括他是否希望放任毀滅性戰爭貿然爆發的主觀意愿，同樣也包括他面對既定的預案敢于違反常規的勇氣。
這種做出創造性判斷的能力，就我的知識范圍來看，人工智能還難以做到。一個優秀的律師實際上也就是具有做出創造性判斷能力的律師。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案子，也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辦案情境。除了可以計算的邏輯和可以歸納的經驗，毅力、信念、想象力和表現力等，都可能成為影響案件結果的因素。這些因素只有碳基律師才做得到，而硅基律師始終只有冷冰冰的計算和歸納。（原標題：人工智能來了，律師就要失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