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365訊（編輯 章馨），美國市場當前已進入財政擴張和貨幣緊縮的政策密集出臺期，前有稅改法案獲得參眾兩院通過，預計最早在2017年末特朗普就將簽署稅改法案，后有議息會議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區間由1.0%-1.25%上調到1.25%-1.50%，已是今年第三次加息。

　　從稅改角度看，稅改法案既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壓減個稅極差，又包括取消遺產稅和凈投資所得稅、降低美國企業海外利潤回流美國的稅率等內容，是美國30多年以來對稅法最大的一次調整。雖然現在難言稅改必定成功，但其必將對世界經濟版圖產生長遠和深刻的影響，單是跨國企業目前為避稅而囤積在海外的2.6萬億美元利潤如有一半回流就將對全球資本市場帶來巨震，這還未計算他國產業為低稅率而赴美國設廠以及避險資本回流所帶來的資本轉移。

　　從加息縮表角度看，減稅法案通過后預計美國消費額上漲將逐步提升物價水平，進而明年美聯儲加息頻率將提高至3次，聯邦基金利率將達2.0%-2.25%的水平。美國的貨幣政策已全面進入正常化，如果再配合已經開始落地的縮表政策，那么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更為顯著。

　　縱觀美國經濟周期的歷次更迭，幾乎都伴隨著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大幅波動。當美國經濟處于擴張周期時，美國實行低利率并向全球輸出資本，新興市場國家憑借著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制度創新在獲得資本后經濟取得了長遠發展，但往往也伴隨著外資的流入引起了資產泡沫、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當美國經濟由于自身通脹或資產價格過高等問題不得不由擴張周期轉向緊縮周期即采取加息縮表和減稅等政策，存在資產泡沫的新興市場國家金融政策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跟可能自己提前刺破本國資產泡沫，不跟則資本就會調轉方向回流美國，導致新興市場經濟出現蕭條。只有經濟或金融周期完全與美國同步才有可能避免出現危機，但在歷史上往往都是相反的。

　　例如1986年里根時期的大減稅政策不僅大幅增加了企業的利潤、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滯漲期，更加速了全球資本向美國的回流，保證美國經濟后一段時間的健康發展，直到90年末才出現衰退。更進一步，里根減稅政策、1988-1989年的加息政策，再加上1985年各國簽訂的廣場協議還刺破了日本房地產市場泡沫，使一度處于長期景氣區間的日本經濟快速進入衰退區間，開啟了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

　　對中國而言，當前我國與美國金融周期相反，美國在金融危機后實現了非金融企業和居民的去杠桿，處于金融周期底部向上區間，而我國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處于高位，對應金融周期處于頂部向下區間，在美國減稅及加息頻率不斷增加、縮表的三重疊加作用下，對我國經濟將產生較大影響，因而必須提早籌劃解決方案。

　　事實上，在美國2016年重新開啟加息政策后，中國已對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具體而言，首先是通過OMO、SLF、MLF等貨幣工具逐步抬高了市場利率水平，并不斷強化金融監管，通過近一年市場與央行的博弈，近期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接近4%，10年期國開債收益率逼近5%，商業銀行超額存款準備金率降至1.3%，廣義貨幣M2同比增速11月雖較上月有所回升，但也僅有9.1%；其次是對容易受到較大沖擊的房地產行業進行了嚴格的調控，在完成去庫存后通過限售鎖死商品房的流動性，居民屬于硬約束部門，即使資產價格下跌也不會輕易拋售房產，亞洲居民更是如此，比如香港房地產泡沫破滅后只有少數居民斷供，與此同時提高了房貸首付比例并對房貸定向加息；再次，在年初就啟動了減稅降費的相關政策，力爭全年減稅降費達萬億，提出過緊日子換企業過好日子，還適時將增值稅稅率由原先的4檔降為3檔；最后，為防止各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帶動銀行信用過度創造，提出地方債務終身追責制，相繼停掉了包頭等地的軌道交通建設項目，發改委也近半年未批復地方軌道交通規劃。

　　因此，提高基準利率有利于進一步抑制國企特別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基建投資沖動，進而控制地方政府負債水平。更深層次，加息對于降低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進而降低土地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在出口領域，而當前隨著房價帶動地價的過快上漲使地租在企業運行成本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簡單講，就是不可貿易部門越來越托不起可貿易部門。由于政府財政支出具有一定剛性，通過加息降地價是當前給企業減負的一個合理途徑。當然加息也會提高企業融資成本，但事實上是目前大多企業融資成本已隨市場利率提高，加息更多的是會提高國有部門融資成本。此外，加息還可保持我國與美國的利率差，以防止資本短期外流。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當前總體稅負在全球范圍內講已處于較高水平，但由于財政支出較為剛性，短期內大幅減稅的難度非常大，近年來財政赤字已連年增加，2016年財政赤字2.81萬億元，2015年為2.36萬億元。一方面2012年后為應對經濟下行以國有主導的基建投資大幅加碼，固定資產投資已超80%，進而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國人口紅利拐點的因素，未來養老投入仍將大幅增加。因此，短期而言，可先從降費入手，大幅壓減企業所承擔的各種費用支出，并盡快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并降低征稅級數，畢竟個稅占財政總收入比例較小，2016年該比例為6.3%，但個稅的納稅群體以中產階級為主，有效降低級數提高起征點有利于擴大國內消費，從而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綜上，美國減稅、加息和縮表政策對全球經濟版圖會帶來較大沖擊，中國金融周期與美國相反，必須積極采取進一步措施予以應對。相關措施中最先啟動的應為加息政策，目前市場利率已和基準出現較大背離，通過加息不僅可抑制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更可降低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以此減少企業的地租成本，此外短期還需減少企業各種費的支出，并提高個稅起征點減少個稅級數以擴大中產階級消費能力。長期而言，則有必要進一步統籌財政赤字比例，制定詳細減稅計劃，切實降低企業稅負，以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