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逆周期因子不是為了推動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不是短期的、臨時的措施，而應該在較長時期發揮作用，不但要調節市場非理性的貶值預期，也要在市場出現非理性升值預期時起到引導作用。
自5月底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呈現持續、較快的升值走勢。其中，8月升值幅度近2%，創2005年7月匯改以來最大單月漲幅。進入9月，人民幣升勢不改，對美元中間價1日突破6.6關口，9月4日和9月5日漲幅都在200個基點以上。
5月底可以說是一個“拐點”。在此之前，雖然美元持續走弱，對主要貨幣較大幅度貶值，但人民幣對美元只有非常小幅的升值，1-5月份，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僅升值1.07%，而歐元、盧布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分別達到6.91%和8.31%。在此之后，人民幣對美元較快地升值，6-8月，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升值近4%。
5月底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秘書處宣布，中間價報價模型由原來的“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因此，很多人認為，5月底前后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明顯變化，以及近期人民幣的較快升值，主要原因是中間價形成機制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一些人還因此擔憂，引入逆周期因子會影響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
我們認為，5月底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較快升值，主要是經濟基本面的反映，引入逆周期因子使得基本面因素在匯率走勢中更及時地得到體現。也就是說，決定匯率走勢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基本面，而不是逆周期因子。進而，引入逆周期因子不會削弱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反而是完善了市場化機制。
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基本面因素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國際收支狀況，二是宏觀經濟走勢。今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狀況明顯改善，宏觀經濟企穩向好的趨勢更加明顯，這些都對人民幣走強起到了支撐作用。
國際收支狀況改善體現在外匯儲備的變化中。2015年三季度以來，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外匯儲備”項基本上每季度都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減少，而今年一季度只減少了25億美元，二季度更是增加了319億美元。國際收支狀況改善的主要原因是資本無序外流的形勢遏制。近年來，一些企業（包括一些知名的大企業）在國內高杠桿舉債，在境外非理性投資，導致資本無序外流。去年以來，外匯管理部門加強了外匯市場監管，逐漸改變了這種狀況。
宏觀經濟企穩向好則為維持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和金融去杠桿提供了良好條件。貨幣政策實質偏寬松、金融機構助部分企業加杠桿是近年資本無序外流的重要原因，對國際收支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穩定造成持續壓力。而今年以來，市場流動性有所收緊，金融去杠桿大力推進，為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提供了基礎。二季度之前，市場預計，如果經濟增長放緩，貨幣政策和監管措施將做出調整。但二季度GDP增長率仍然維持在6.9%，大大減弱了市場對貨幣政策和監管措施放寬松的預期，這進而會推動人民幣走強。而且，在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同時，美國經濟復蘇的情況明顯不如預期，可能影響美聯儲加息的節奏，兩相比較之下，市場當然更看好人民幣。
上述兩方面的因素在5月底之前就存在，5月底之后則更為明顯。5月底之前，從基本面看，人民幣就應該像很多貨幣那樣對美元較大幅度升值。但是，由于外匯市場存在一定的順周期性，市場主體一直沉浸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中，因而基本面因素未能在匯率中及時、充分地體現出來。根據之前“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中間價形成機制，根據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人民幣對美元應該升值，但人民幣貶值預期卻使收盤價往往是貶值，兩相抵消，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只有小幅的升值。人民幣對美元遲遲不升值，又進一步加強了市場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引入逆周期因子之后，這種狀況才得到了改善，市場主體逐漸從人民幣貶值預期中走出來，重新評估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及匯率走勢。
從兩個角度看，引入逆周期因子提高了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其一，人民幣匯率能夠更加及時、充分地反映經濟基本面。其二，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更少了，今年以來，中央銀行外匯占款月度減額較去年大大減少，7月只減少了46億元人民幣。在一些人看來，只有收盤價才是市場因素，這是片面的。實際上，收盤價受非理性預期影響很大，需要加入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和逆周期因子，才是能夠比較準確反映外匯市場實際供求狀況的市場化機制。（原標題：評論：近期人民幣升值主要是經濟基本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