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板概念 張銳：深化對外開放，對外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
在深化對外開放大背景下，我國對外投資的結構理當進一步優化。
本著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雙重原則，奉行政府引導、企業主導與遵循國際慣例的商業理念，我國對外投資步伐在去除“虛火”后會走得更穩健，方向更精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端制造和生物醫藥等高端行業的投資，以及有利于“去產能”、“調結構”的投資都將得到鼓勵與支持。而國企與民企混搭、實體與財團聯手的投資陣容，將增大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色與效率。
就財政部新近頒發的《國有企業境外投資財務管理辦法》，財政部資產管理司有關負責人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說，國有企業作為境外投資的排頭兵和主力軍，“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投資額逐年攀升。但該負責人也特別強調，國有企業境外投資業務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有些項目資產狀況不佳、盈利能力不強、投資回報率偏低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國有企業境外投資全過程涉及的重要財務問題加以規范，以防范財務風險、提高投資效益。
數據顯示，去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達170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連續第二年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
與此同時，中企海外并購交易總額達到了2174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且超過美國成為境外企業的最大收購國，贏得了全球16.4%的市場份額。然而，就在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呈現“井噴”狀態的同時，財政部、商務部、銀監會等部門卻在不斷釋放有關對外投資“非理性”的警示，尤其針對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對外投資領域，監管層連續提示企業防范對外投資風險，并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
哪些投資行為屬于“非理性”？
《管理辦法》指出了三大現象，即事前決策不科學與不履行必要的程序，事中管理薄弱和財務風險管控不力，事后監管缺位且對有關決策和執行主體約束不力。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采取“內保外貸”（境內做擔保，境外放貸款）方式或通過向國內金融機構借貸及股市定向增發、發行債券，甚至依靠信托、私募股權基金、互聯網理財產品等渠道高息募資的杠桿投資。其二，不計盈利或者面對虧損也敢貿然接盤的激進投資。其三，博弈本外幣資產的對賭性套利投資。其四，背離國家戰略產業方向和脫離主業的大尺度跨界投資。其五，借海外投資之名而行轉移資產甚至洗錢之實的非真實投資。
在境外的非理性投資，除了必然產生大量的外匯占款進而加劇資本外流并沖擊國家外匯儲備的均衡與穩定外，最大的風險是由此引發企業負債率的攀升和銀行壞賬的累積，從而導致信用風險與金融風險。最新數據顯示，雖然通過一年多的艱苦“去杠桿”，但目前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總體杠桿率仍然高達150%，其中國有企業負債率為65.6%，僅比去年末降低了0.7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盲目加杠桿對外投資，勢必將從整體上惡化我國企業的負債程度。尤其有些原本就已經高負債的企業，倘若再加杠桿，其債務風險的傳遞后果就更難設想。還須高度警惕的是，那些通過引入結構性理財產品架構的企業，底層資產與資金流向往往被隱藏了起來，相關部門與銀行更不易掌握其對外投資的杠桿融資倍數，隱含的金融風險也就更大。
目前來看，除了少數實力雄厚的企業運用的是自有資金外，大多數中資企業對外投資采取的是杠桿甚至是高杠桿投資的方式。說白了，這種方式就是拿著他人或者金融機構的錢去開拓與耕種自己的地，如果最終荒蕪或者顆粒無收，大不了將爛攤子扔給銀行與出資人。當然，企業可以通過投資標的改良重組取得收益，并以此用來沖抵巨額債務，但前提必須是優質資產或者經營者具有一定的經營能力，而這恰恰是我國企業的軟肋，形勢并不樂觀。以影響較大的投資海外足球俱樂部為例，最近三年，中資企業總計出資150億元人民幣收購、參股了至少12家歐洲的足球俱樂部，但這些投資標的要么經營狀況如履薄冰，要么財務上負債累累，要么朝不保夕瀕臨倒閉。對于這些深陷財務泥潭的足球俱樂部，在缺乏必要行業經營經驗的情形下，中資企業根本不可能讓其財務狀況在短期內逆轉，至于收益就更是遙遙無期。如果因此造成資金鏈斷裂，這種流動性危機必然傳染至金融機構。
作為監管層的必要舉動，商務部今年以來加強了對外投資企業的材料審查，國家外匯管理局也隨即發出通知，重申加強對境外直接投資的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在財政部新推出的《管理辦法》中，要求企業去境外投資必須考慮財務可行性，遏制違規決策和盲目決策，同時，加強對資金管控、成本費用控制、股利分配、外匯業務、財務信息管理、會計資料保存等財務管理，以利于增強事中約束。在此基礎上，建立境外投資績效評價機制，加強追蹤問效。尤其對那些績效評價結果長期不理想的企業或項目，財政部要求國有企業通過關閉清算、轉讓股權等方式及時處置。另外，根據《管理辦法》，在境外投資的中資企業還必須建立起負責人離任審計和清算審計制度，凡連續3年累計虧損且金額較大，或者當年發生嚴重虧損等重大風險事件者，須有實地監督檢查和審計，并根據審計監督情況及時采取相應措施。
綜合性監管取得了初步成效。
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額481.9億美元，同比下降了45.8%，其中房地產(13.32 -1.26%,診股)業對外投資同比下降82.1%，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對外投資同比下降82.5%。在深化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我國對外投資的結構理當進一步優化。
但是，必要的監管與降溫并不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的力度減弱與風向反轉。本著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雙重原則，奉行政府引導、企業主導與遵循國際慣例的商業理念，我國對外投資步伐在去除“虛火”后會走得更穩健，方向更精準，形體上將更勻稱。
可以預計，那些適合國家產業戰略安排的對外投資，如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高端制造和生物醫藥等高端行業投資，以及有利于“去產能”、“調結構”的投資都將得到鼓勵與支持。那些主業突出、市場優勢顯著和財務結構優良的龍頭企業將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勁旅，獲得更多政策的驅動與激勵。為了減少對外投資風險，在財務安排上，國企與民企混搭、實體與財團聯手的投資陣容，將增大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色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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